岳阳楼记背景《岳阳楼记》是北宋范仲淹的名篇,因文中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句而名留史册.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因提出政治改革主张,触动了朝廷中保守派的利益

岳阳楼记背景《岳阳楼记》是北宋范仲淹的名篇,因文中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句而名留史册.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因提出政治改革主张,触动了朝廷中保守派的利益
岳阳楼记背景
《岳阳楼记》是北宋范仲淹的名篇,因文中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句而名留史册.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因提出政治改革主张,触动了朝廷中保守派的利益,被罢夺参知政事(副宰相)的职务,贬放邓州(现在河南省邓县).第二年六月,谪守巴陵的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行将落成,函请林晟甫作记,并附上《洞庭晚秋图》.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就是在这年九月十五日写成的.

岳阳楼记背景《岳阳楼记》是北宋范仲淹的名篇,因文中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句而名留史册.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因提出政治改革主张,触动了朝廷中保守派的利益
滕子京函请范仲淹作记,特附上一幅《洞庭晚秋图》,并说：“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但《岳阳楼记》却超越了单纯写山水楼观的狭境,将自然界的晦明变化、风雨阴晴和“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结合起来写,从而将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纵议政治理想方面,扩大了文章的境界.全篇看似闲笔漫叙,实际上却大有深意.滕子京与范仲淹为同榜（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即公元1015年）进士,两人交谊颇厚.滕子京是被诬陷擅自动用官钱而被贬的,他到岳州后,“愤郁颇见辞色”,别人庆贺岳阳楼将落成,他却回答说：“落甚成?只待凭栏大恸数场.”可见他的情绪极为低落.范仲淹正是借作记之机,含蓄委婉地规劝他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试图以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和乐观精神感染老友.这是本文命意之所在,也决定了文章叙议结合的风格. 范仲淹与岳阳楼
　　顾名思义,岳阳楼记本应是以记岳阳楼为主要内容的,这不仅是由文章的体裁所决定的,也是范仲淹写作这篇文章的初衷.宋 庆历三年,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失败后,被贬到河南 邓州,他的朋友滕子京也因受到诬告而被贬到了湖南.在湖南的任上,滕子京颇有政绩,正所谓「政通人和,百废具兴」.第二年,在他的主持下,「增其旧制」,重修了岳阳楼.为了记述这一盛事,滕子京便请他的好友范仲淹为重修后的岳阳楼写一篇岳阳楼记.显而易见,滕子京是想让大手笔范仲淹用他的生花妙笔,记下重修后的岳阳楼空前壮观的规模形制,以显示自己的政绩.可结果,范仲淹受友人嘱托写下的这篇名为岳阳楼记的散文,对重修后的岳阳楼只以「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寥寥数语敷衍之,而且连登临岳阳楼所观之景也以「前人之述备矣」而一笔带过.作为散文大师和滕子京好友的范仲淹,竟不顾友人所嘱,也不顾这类记物体散文的体裁特点,不仅对岳阳楼的盛景不加记述,反而将其写成了一篇类似登楼赋的借物咏怀言志的抒情散文,并且还能使友人满意,并使历来的研读者对其文题不符的矛盾之处一无所察,原因何在,奥秘何在呢? 简而言之,范仲淹不记岳阳楼,是因为他当时正在邓州的任所,没有见过重修后的岳阳楼,而且不仅当时未见,就是此前此后,他都没有到过岳阳楼,更不用说见过洞庭湖了.他对岳阳楼和洞庭湖的了解,就是滕子京让人送来的洞庭晚秋图和前代名家有关洞庭湖和岳阳楼的诗文.就凭这些间接的材料,他怎么可能将重修后的岳阳楼盛景如实地记述下来呢?他怎么可能将洞庭湖的景观如实地描写刻划出来呢?凭空杜撰,或者装作到过洞庭湖,照搬现成的材料,拼凑出一篇来,这对于一般人来说,作为一般的应酬之作,似还将就.但岳阳楼毕竟是名胜古迹,滕子京毕竟是他的好友,他范仲淹毕竟是一代文章大师,为人之道,为文之道,都是不可以这样做的.所以他在文章中,对岳阳楼和洞庭湖没有正面加以详细地描述,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可是好友的一片盛情美意,这么远地托人来请他作记,他又不能拒绝,于是,就有了这篇题为岳阳楼记,却并不记岳阳楼而直抒胸臆的文题不符的散文名作了.
　　可以想象得出,范仲淹面对着洞庭晚秋图描绘的山水之景,吟诵着前贤的诗赋,看到好友滕子京被贬后做下的一桩桩显赫的政绩,联想到自己虽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革新的主张,却面对混乱的政局、忧心的国事而无能为力,遥想千古兴亡多少仁人志土空有抱负而最后只能饮恨终身,不由得感慨万千.于是借题发挥,将岳阳楼及其大观以「前人之述备矣」而一笔带过,由洞庭湖上阴晴之景引起的「览物之情」入手,将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淋漓尽致地抒发出来.而这样的思想,显然要比单纯地记物写景更为打动人心,更能引起那些仁人志士、文人骚客的激赏和共鸣了.而且范仲淹的这篇文章,赋予岳阳楼以极其丰厚博大的思想内涵,真是不记岳阳楼,胜似记岳阳楼,高出于任何前贤抒写岳阳楼的诗文之上,自然也就无人去斤斤计较其写岳阳楼记而没有记岳阳楼的文题不符的矛盾了. 范仲淹之所以有违友人之嘱,不记岳阳楼而又乐于为友人写下这篇名实不符的岳阳楼记,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友人滕子京「豪迈自负,罕受人言」,范仲淹「正患无隙以规之」,所以在滕子京求写岳阳楼记而自己又无从记起之时,借题发挥,写下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话,既以自勉又以勉人.而这一层深意,又是一般阅读岳阳楼记者所不察了.但人们之所以对岳阳楼记文题不符的矛盾鲜有觉察,甚至以为作者不记岳阳楼是「惜笔如金,不事铺张」,除了不了解作者在写作时没有见过岳阳楼外,更主要的还是因为范仲淹写作技巧的高超,他避实就虚,扬长避短,善于藏拙,能将其文题不符的矛盾巧妙地掩饰起来.他在文章中点明友人嘱托自己作文,却没有说明自己当时并不在巴陵郡,他不说自己不记岳阳楼是因为没有见过岳阳楼,而是说「前人之述备矣」,有前贤的诗文,再记自然属于多此一举.其实这是不应该成为不记岳阳楼的理由的,因为前人记的只是重修前的那个岳阳楼,而友人要他记的是现在重修后的岳阳楼及其大观,前人之述怎么可能「备矣」呢?但他将这一点处理得极为巧妙,即以「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一笔带过,巧加运作营构,将文章的重心自然而然地转到了「览物之情,得无异乎」上来,很自然地将记物圆滑地转到了抒情言志上来.而且显而易见的是,那寥寥数笔的「衔远山,吞长江」,也只是洞庭湖的一般特点,「浩浩荡荡,横无际涯」,也只为一般的大江大湖所具备,是范仲淹观洞庭晚秋图的「临摹」之作,而这一点他也未加交待.至于下面写到的阴晴二景虽然极其精彩,却不是洞庭湖所特有,而是作者的想象之笔了.范仲淹没有到过洞庭湖,也只能如此为之,这一点是没有必要苛责的,而且人们对这篇文章的激赏,也根本不在记岳阳楼上,而在其议论抒情上.但如果因此而认为范仲淹对岳阳楼大观,对洞庭湖的壮景所作的描述是如何的真切而形象,那就实在是隔靴搔养的笑谈了.
　　山川载不动太多忧愁,
　　一楼承接起千古风流.
　　邓州是范仲淹工作的地方,也是创作的地方,范公在此创建花洲书院,如今千年已过,此地重建亭台轩榭,已然成为名胜古迹,所以值得一记.
　　如今河南邓州市,
　　遥距岳阳千余里,
　　只因范公妙笔助,
　　花洲书院名声起. 范仲淹幼年丧父,生活贫苦,却刻苦读书,少有大志.据《宋史》记载,他从小就立下“不能利泽生民,非丈夫平生之志”的誓言.欧阳修给他写的墓碑文也说：“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可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是范仲淹自幼的心语,而藉《岳阳楼记》一文广为人知.“先忧后乐”的思想,究其渊源,即是儒家的仁爱思想.孟子就曾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范仲淹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就是要超越个人的忧乐,以天下为己任,以利民为宗旨,补救时弊,积极进取.为此,就要不为外物所动,不论是自然界的阴晴明暗,还是社会环境的顺逆艰难,都不能动摇心中的信念.范仲淹的从政生涯,始终践行了这一信念.例如,天圣七年（1029）,30岁的范仲淹还在没有资格进谏的小小秘书阁校理任上,就上书谏止皇帝宋仁宗率百官为章献太后朝拜上寿；第二年又直接上书请章献太后还政退位——那时章献太后正垂帘听政,权倾朝野,满朝文武,“无敢言者”.范仲淹因此被贬离京,三年后才回来.又如,景三年（1036）,范仲淹向宋仁宗进《百官图》,指斥宰相吕夷简结党营私,任用谗佞,反被诬为“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又遭贬斥,连为他鸣不平的欧阳修等人也被贬放.范仲淹仕途沉浮几十年,数遭贬黜,但他澄清吏治、忧国忧民之心始终未改.他用自己的俸禄,在家乡买“义田”千亩,救济贫穷的族人,而自己却贫苦一生,以至于死时“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为民请命,忧民之忧,这就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