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大要怎么样

经学大要怎么样
经学大要怎么样

经学大要怎么样
经学乃史学,这是进入钱穆《经学大要》的钥匙,这句话来自于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在这部经学著作中,他放弃了一贯的著作式写法,而是直接将讲课录音整理出来,在这部书中能够直接进入到钱先生对于经学的认识之中. 在这部书中,我们必须知道他在对谁讲课,也就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对什么人.这些材料在书中都有记载,在书中也略有提及.这是钱先生八十二岁高龄,在台湾素书楼中,对于年轻的学生所做的经学讲座.整整三十二讲,用了一年的时间. 在这部《经学大要》之中,钱先生在第一讲中讲述了这堂课的来由,从大同讲起,将到康有为和章太炎,从今古文之争,讲到台湾的孔孟学会提倡读经.文章一转,将到读经与尊孔之间的问题.他从方东美将《易传》代表了孔子思想讲起,然后随即讲到《六经》与孔子恐怕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他认为自己的经学大要,并不是单纯地讲经学文献史,而是将经学与历史一并讲起,甚至可以是以经学为中心的思想史、文化史.这样的讲法,与近代以来的经学有着根本的区别.近代以来,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导致了学术集体走向史学研究,将过去的经学、史学、子学,文学,统统转化为经学史、史学史、哲学史和文学史及文字学史.另一个转变就是将经学的地位下降成为史学研究——考据辨伪.前者形成了大学中的概论性课程,而后者则成为了中国人文研究的范式. 钱穆先生晚年却跳出来,讲经学不能仅仅讲述经学文献本身,还要将到它与历史的联系.在这点上,仍属于民国以来的化经为史的传统,但是又有所区别.很多人就是将四库提要中的专门类直接变成了专门史,但是钱穆先生却与之不同,将文献与历史打通,提出理解历朝历代的经学,必须在历史中进行理解.这种说法与后来剑桥学派的思想史研究有着近似的看法.但是,钱穆先生的说法并不仅此而止,而是将经学研究转化成为了经学演化史.这需要我们分别进行讲述. 在讲解秦汉学术的时候,钱先生特意将章学诚的家言与古文对举,以此来解读孔子将古文传授至民间,而战国诸子蜂起,而至汉初,儒生通过帮助高祖建立礼制,将古文带入朝廷.从而产生了古文与家言的对立.在国家将经学作为取士的途径后,经学发展非常迅速,并迅速将子学纳入其中.钱先生主要讲经学将阴阳家之说纳入到经学之中——主要通过对比《论语》与《易经》和《礼记》,得出后两者有大量战国诸子的学术在其中,因此汉代经学其实应该是融合了子学的经学.经学发展到东汉,古文经也逐渐浮出水面.在这部分中,钱先生主要讲述了郑玄的经学.其重要还是从历史的角度,认为郑玄并非是太学生,而是从民间向古文经学习,从而融汇了今古文重新注释五经. 这样的经学到了魏晋南北朝,分为了两支——南方经学与北方经学,钱先生认为北方经学大体继承了汉代经学,而南方学术则是受到了佛教与玄学的影响.这样的经学一方面是通过玄学来解释经典,另一方面是门阀经学对于汉代经学的反动. 南方经学的代表人物是王肃、何晏和杜预,他们都是门阀贵族中人,他们与汉代民间兴起的经学有着很大的不同.而北方经学缺乏南方经学明显的代表人物,因而在隋唐统一后,政治上是北方统一南方,而在文化层面上却是南方统一北方. 这里,钱先生还特意讲到了王通,此人有《中说》仿《论语》而作.有继《尚书》而为《继书》,继《诗经》而为《继诗》.此人虽不通 经学,然亦是经学中的人物. 在唐代只有一部钞撮的《五经正义》,其中有三部是南方经学——王弼注《易经》、伪孔传《尚书》、杜预注《左传》,剩下的是汉代留下来郑玄注的《毛诗》及郑玄注的《礼记》.这些作为开科取士的教科书,但是当时明经取士不被世人所认可,当时认同的是进士科,也就是用诗赋取士,因而唐代的经学是衰败的.仅值得一提的是韩愈,但其主要表现在文学而不是经学上. 宋代是钱先生着重讲述的一个时期,他毫不讳言地表示认同宋代的学术,无论是理学形成之前,还是理学建立之后.在建立之前,他佩服欧阳修、胡瑗、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建立之后,以周敦颐、张载、二程及朱子. 前者,他从欧阳修的经学辨伪说起,然后讲经学从文学而起,进而发展为王安石的新经学——王安石自谓继承孟子,故司马光就写了一篇质疑孟子.于此同时兴起的还有二程、周敦颐和张载诸人. 而周敦颐作为理学的先声,其在《易经》的解读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用道教五行之说,讲述儒家之理.二程兄弟则因受周茂叔的指点,也走上了学问的道路.值得重视的是,二程不仅要求门人阅读《大学》,还要读张载的《西铭》. 这一切都被理学大师朱子所继承,并形成了影响后世的《四书》之学.对于朱子,钱先生认为孔子为上古学术的集大成者,而朱子是中世学术的集大成者.这个评价也许是对于朱子学术的最大褒奖. 而宋代学术影响到了元代的学术,吴澄与许衡两人将朱子学说带到了元代,但是由于是外族入主,所以经学并没有发挥作用,只能停留在书院之中,形成了上层为外族、中层为读书人和下层为平民的局面.而这个局面,随着朱元璋拉士大夫进入政府,建立起新的政权为止. 但是元代形成的士大夫鄙夷政权的心理,并没有随着政权的交接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由于明成祖的滥杀,而导致儒家群体集体与政权抵触.在明代中期,王阳明的心学理论为民间儒学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也大大削弱了政治性的力量. 这也成为了明末政治糜烂,外族再次入侵的理由.清代儒家痛定思痛,重新读书,但是与政权的关系也依旧紧张.直到乾嘉学术结束之后,儒学才逐渐形成了两股思潮,其一是公羊学的复兴,另一个就是调和汉宋之学.对于前者,钱穆毫不留情地进行批判,认为其恰恰是儒学的罪人,而对于后者则是褒奖有加,认为中国学术应该走汉宋调和的路子. 这部《经学大要》篇幅非常巨大,内容也是非常丰富,但是以六经皆史的路径重新解读经学,为学术开路自是不错,然继之者何人?其徒余英时虽为思想史,但根本不通经学,甚至亦不读《论语》,则钱夫子之学问后继者无人.而整部书中,钱先生推崇孔子,是通过推崇《论语》,而尊朱子,也是因其注《论语》.其尊《论语》而贬《六经》,尊朱子而贬明清.这基本上是钱先生的大体思路. 案,此书极有价值,但须仔细分说.钱先生对于《论语》用力极深,而对于其他六经则是兴趣不大.则经学所蕴之经义,其以为陈迹,则此与胡适、傅斯年等人无异.然先生终与胡、傅等人不同,其以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郑玄、王通、韩愈、濂洛关闽为经学正传,而不与清人,则是钱先生的卓识,盖不能掩也.